序
2006年8月XX号
下午5点左右，渭凌市长岛海边度假村。我趴在游泳圈上，在黄与红的天空上游荡。周围游着很多的鱼，它们张着嘴，拍打着尾巴，可是我听不见它们说什么，夕阳从海草的缝隙中穿进来，还是有一点点刺眼，我眯着眼转过头，蓝色的微风正掠过带血的礁石，礁石上红色的鸟飞舞着消失在蓝色的风里。突然有什么东西使劲扯了我一下，我吓了一跳失去了平衡，从游泳圈上翻了下来，坠入海中。我站起来抹了把脸上的海水，模糊中我看见血色的阳光下，她穿着蓝色连体泳衣站在齐腰的海水里正对着我笑。我们已经一年没见了，一年前她是我女朋友，一年前我进了教养院。我搂着救生圈问她怎么会在这，她指着岸边说，在岸边溜达时看见张亮了。张亮在岸边的台阶上抽烟，她在背后拍了他一下肩膀问“你怎么在这？”，他被这一下也吓了一跳，捡起掉在沙子上的香烟，指向海上快要睡着的我。
上了岸，她跟她朋友打了声招呼后，我们3个来到海边的烧烤摊坐了下来。白色的月已经划上黑色的海，我们3个聊了很多，也不知道喝了多少。我趴在白色塑料桌子上，面前全是绿色的啤酒瓶。在绿色的酒瓶里她慢慢的走过来，来到我面前。我侧着脸看着她，我问她怎么长高了，吃什么东西长这么高。可她不理我，我便去抓她的手，可总是抓不到，我看着左手在她腿边乱摸着，我开始“嘿嘿”的笑。她看着我，抬起手轻轻摸了摸我的“球头”，她的手很热，后脑勺很舒服，我闭上眼，感受着她的手慢慢的从我的头滑向我的后肩，那里有一条正在做梦的“鱼”。
第一章
1
孙冉，是我。孙国辉、是我爸。刘淑琴是我妈。1987年2月4日，立春，我出生在渭凌市、渭轴区一个在普通不过的家庭。渭凌市是一个三线工业小城市，主要以轴承产业为主，全市大小轴承厂有上千家，从我家往北走1站路就是全国最大的轴承厂“渭轴轴承厂”，孙国辉就在渭轴轴承厂的某个车间当电工班长，而刘淑琴则在东边相对远一些的第二机床厂做会计主管。
刘淑琴 1.65个身高，一头到后背的乌黑长发，鹅蛋脸、很漂亮，不管是小时候 还是现在、我都是这么认为的，她很会打扮，俗称会“浪”。她总和同事，或和朋友、不段的买衣服，逛街，买衣服，逛街。她喜欢穿裙子，也有很多的高跟鞋，小的时候我总是挑出一双穿着玩，颜色是随机的，看我的心情，有时白色，有时红色，有时紫色，有时黑色。我踩在上面，像踩在两只船上，可它们太大了，我总是控制不好它们，每走几步不是掉了一只，就是歪到脚，但我还是喜欢踩着它们，一点一点的趟着走。刘淑琴喜欢跳舞，尤其是刚买了新的裙子，她几乎每周的周六和周日都会和闺蜜去舞场跳舞，而孙国辉从来不管，随便跳，也没时间管，因为他在忙别的，不是工作，而是“砌长城”也就是打麻将，刘淑琴总用“砌长城”去形容孙国辉在忙的“正事”。
孙国辉，1.85、有些黑，下嘴唇很厚，驼背，总之是很难看，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总是问刘淑琴，为什么跟我爸结婚，得到的也总是一个答案“当个时候眼睛进沙子了呗！”
有一次孙国辉在厨房正好听到了，赶紧探出脑袋朝我和刘淑琴说“呵呵，不知道是谁，假装歪到脚，还埋怨路怎么这么滑。”
“那天本来路就是滑！”刘淑琴脸很红赶紧解释着，而孙国辉则在厨房笑的很大声。
后来我单独也问过孙国辉，他抽了口烟说，刘淑琴追的他，然后慢慢吐出一个个蓝色的烟圈。我说他是吹牛逼，你长那个样子，算了吧。
他说他工作好，20多岁就是电工班的班长，在那个年代很吃香。那时候不是跟某法院院长的女儿，就是市里某领导的女儿谈恋爱，刘淑琴是最次的了，她爸那时候是市里某看守所的所长。我不知道他说的真假，我半信半疑，不过看他吸烟的姿势到是很自信，翘着二郎腿，食指和中指轻轻的夹着过滤嘴，半眯着眼，看着蓝色的烟雾一根柱的往棚顶窜。
2
从小他们俩对于我的教育比较特殊，是“回合制”的。就是一个一个来，先是孙国辉，他的观念是，不管我的学习，一切看我的造化，是龙他就不是蛇，更多的是让我自由发挥，他负责提供条件，不过没几年他就绝望了。便轮到了刘淑琴，她目睹了孙国辉的失败，她开始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督促我的学习，真是操碎了心。可我根本不听，每次都是左耳进转头右耳就往外冒。每当这时候刘淑琴是真想拿起擀面杖狠狠的把我做成“棒子顿肉”。可她不舍得，她明白打我就是在打自己一样，也许更疼。最后只能实在气的不行的时候掐我几下，她是不会掐人还是故意揪一大块肉掐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没那么疼。看我没什么反应，她就会大声的喊孙国辉来。孙国辉一般不会来，他早已经放弃了，就算来了也只是在原地说一句“打有用吗，养了个彪子。”然后继续忙他的事。当然了刘淑琴知道孙国辉来了也不会揍我，喊他来只是象征性的，习惯性的，她解决不了了，她气没地方撒了，刘淑琴手掐着腰喘着粗气嘟囔一句“还不都是你惯的。”然后找各种理由跟着孙国辉吵。
虽然孙国辉也从不打我，更不掐我，但他这种阴阳怪气的说我，对我确是精神上的折磨。以至于到后来我会想，我真的是个彪子吗？可是听刘淑琴说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也就是孙国辉那一回合的时候，他对于我这么个“彪子 ”期望还是相当高的。
1岁生日的时候摄影师让我抓东西，当时桌子上有秤砣。笔、钱、算盘、还有公章。听刘淑琴说当时把我放到桌上，我看都没看直接就抓了笔，而且不松手，拿都拿不下来。孙国辉开心的不行，逢人就说他的儿子以后是天才，以后肯定有学问，说不定还是科学家呢。从那以后家里的钟表，录音机甚至是刚买的录放机 ，只要我伸手要，他就双手送到我的面前，开心的看着我拆，然后装不上。
刘淑琴试着阻止过他的这种封建迷信行为，但是，并不好使。在我4岁生日的时候，孙国辉让在日本出差的同事带了一个任天堂的红白机，每天都和我玩“魂斗罗”和“超级玛丽”既培养父子感情，又锻炼我的智力，孙国辉是这么想的，但他明显是想错了。
之后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沉醉于那些会动的“蘑菇”中，在学前班每次的成绩也都是零分。很难想想孙国辉看着这些画着红色“0”分的成绩单是什么心情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那时候还没放弃我，偶尔还是跟我一起打游戏的。不过没过多久，我就把他心里仅存的希望捏灭了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和学前班的小朋友们玩耍的时候，我点燃了我家前面住宅楼一楼窗前的小仓房。原因是小伙伴们说我不敢点，真是小看我了。我只记得火很大，大家全跑了，我哭了。孙国辉被带到了公安局，最终赔了不少钱才得以脱身。当孙国辉在公安局挨别人骂的时候，我当时正在家玩“超级玛丽。”刘淑琴洗完衣服走进卧室，看见聚精会神玩游戏的我 “你爸都抓进公安局了，你还有心思玩啊！”
“爸爸为什么被抓啦！”我盯着屏幕继续玩。
刘淑琴站着那叹了口气，转身出去凉衣服了。
我估计后来刘淑琴把这事告诉孙国辉了，要不从那以后他怎么在也没有和我打过一次游戏呢。
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承认伤了父母的心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再一次，6岁的时候又玩火，这次不是烧别人家，是烧了自己的大母脚趾，棉鞋一个大洞还冒着白烟，我一看冒烟，就边哭边往家跑，幸好孙国辉在家，把我鞋脱了，要不我的腿烧没了可能也不知道把鞋子脱了。9岁偷刘淑琴的10+10+5+10+5+5+50的钱玩街机被抓到，刘淑琴边揪着我耳朵边站在电视机前看“亚特兰大”奥运会的开幕式。12岁时把孙国辉酒柜的两瓶很漂亮的酒拿了出来，跑到外面浇了蚂蚁洞，看着红色和绿色的液体涌进洞里，我觉得不过瘾，因为没冒出来，我又返回去准备再拿两瓶，被正下班回来的孙国辉抓个正着，他还是没打我，只是迅速的把酒柜里剩下的酒都喝了，酒柜也改成了置物柜。14岁放学后在游戏厅玩街机又被抓到，这次是孙国辉，他的处理方式总是那么的艺术，他没有揪我耳朵而是悄悄的拿走了我的书包。后来还是游戏厅老板告诉的我“喂，你书包被你爸拿走了。”我看着旁边空空的椅子，我觉得无比的丢脸，这是对我的羞辱，我是真不想回去让他无情的嘲笑，可我又能去哪。
回到家，他正在沙发上抽着烟“回来啦。”
我低着头不说话。
“咦，书包呢？”他吐了口烟又弹了下烟灰，好奇的朝我问道。
跟我想的一样，而我只能沉默。最后他望着屋顶的白炽灯重重的说
“养了个彪子啊！”。我记忆里这是他第一次说我“彪子。”
没错，用他的话说我是“彪子”。我只知道玩，从出生到现在，别人学习，我在玩，别人工作，我在玩，别人玩时，我在玩，我能玩一辈子吗？。
说实话，我希望我能玩一辈子，我觉得那也是本事，可是我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有试试，反正孙国辉从不动我“一根汗毛”，顶多也就是多听他唠叨几句“养了个彪子”。
其实我觉得孙国辉是聪明的，他懂得“放弃”。刘淑琴就不一样她太“执着”，也可以说她太爱我了。
刘淑琴在我学习和生活上是操碎了心，几乎天天挂在嘴边唠叨着“你赶紧学吧。你玩到什么时候。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玩。赶紧把这个课文背会了，背会了在玩。”当然我是一句也不会听的，然后每次开家长会，刘淑琴都毫无例外的被留下，她每次都气坏了，回来就把火都洒到我和孙国辉身上，孙国辉劝过她，说你嘴皮子磨漏了那天我也还是这个样子。可刘淑琴做不到“放弃”我，她每次都说再也不管了，可每次都没过一天她就又一如既往的做着无谓的牺牲，她没办法，她太爱我了。刘淑琴爱吃海鲜，我也爱吃，每周肯定吃一次，每次吃的时候，都会把虾和虾爬子的壳去掉，送到我嘴里，鱼的话 就把刺一根一根的挑出来，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几乎每天都在气她“我不爱喝牛奶，方便面里不许放西红柿，这个菜里不许放胡萝卜。”我挑食很严重，如果还是放了我不喜欢的东西，我便一点不吃，她就得重新给我做。就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，我的个子也长到了1.86了，刘淑琴也在那一年检查出了“红斑狼疮结缔组织病”。这是一种治愈不了的疾病只能控制，它会在你脆弱的地方发病，淑琴的发病点在肺，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纤维化，直到彻底不工作。当时我知道她得病了，只是还不知道这么重，我不去想知道了我会怎样，难道我会好好学习？还是会听她的话？还是不想的好。
3
中考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考上，这是意料之中的，他们也早就研究好了，要嘛送我去当兵，要嘛找个职业学校学个一技之长。但具体去哪还没定，那个时候孙国辉又在家附近买了一处4楼的房子，这几天家里正忙着搬家，我很奇怪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，后来我知道原来是孙国辉嫌一楼太潮，对刘淑琴的病不好，怕受凉，所以就买了个楼层高点的。
搬完家刘淑琴问我要不要去当兵，我的姥爷很久以前就是部队的，他可以帮我安排，我说不去，我怕。原因是我看电视里那些子弟兵们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又是拼刺刀又是过肩摔的，然后再负重跑山路跑个上百里，我不知道百里地到底有多远，我想一定很远，而且前面那几样就已经把我吓坏了，我看了看我犹如干柴的身体，直摇头。孙国辉也说“你看他那个熊样，还当兵，那个苦他能受了？去了没到1天就的被撵回来，不撵回来就是逃兵，还得枪毙，趁早算了吧。”淑琴想了想她也不舍得我去，就说那让我去大连市读中专。（大连市是2线城市在渭凌市南边，大约80多公里，车程1个多小时，很多年轻人都去大连市读书，工作。）
我想了想，我也害怕，得住校，想到跟一些不认识的人一个房间，我就害怕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让我具体说，又说不好，可能是怕他们揍我吧，或者是让我给他们端洗脚水什么的。后来没办法，孙国辉不知道在哪听说，家附近的渭轴技校既便宜，毕业后还分配到渭轴集团工作，就果断的把我送到那了，告诉我这个如果还不去，就出去捡破烂吧。
4
渭凌市渭轴技工学校，我们后来称之为“渭凌市青少年托儿所”。下楼穿过家楼下的小花园，走到十字型主路，往西穿过马路是很宽、很长的山坡直通学校。学校建在两座山的半山腰上的，也可以把两座山想象成裤子，学校就在裤子的中间…
南边的山就叫它南山吧，北边那个在当地比较有名，都管它叫凉亭山，山上有3个铁和石头组成的凉亭，应该是六十年代建的，从我记事开始所有人就都这么叫它。
学校的教学楼靠凉亭山而建，楼下种了一排梧桐树，前面是黄土大操场和一对没网的球门，看台下边是单杠双杠这些基本健身器具。看台是靠南山而建，没有棚顶，走到最后一排，一个跨栏就可以翻过去到南山的半山腰。
2002年的9月1日，我很清晰的记得我留着锅盖头，穿着刚买的白色的休闲裤，蓝色的长袖上衣，和白色旅游鞋，迈进了渭轴技校的校门。
2002年的9月1日，我很清晰的记得我第一次迈进教室时看见他们的时候。我们互相拥抱着，互相拍打着彼此的肩膀，我们个子差不多高，都是185左右。我们体重也差不多重，都是65公斤，我们被捏在了一起，我们整天上学一起走，放学一起走，吃东西一起吃，打架也一起打，后来她也加入了我们，我们整天黏在一起，我们成了彼此的影子，上学手拉着手，放学手拉着手，吃东西手拉手，打架也手拉手。我们穿着同一条裤子，划着同一条船，是啊，我们很快乐，是啊，我们很幸福。
王宏坤，我们的大哥，两个小眼睛那就是一条缝，头发每天都用发蜡打的亮闪闪的。住在我家斜对面，2楼。
张亮，从小一起玩到大，眼睛圆圆的，皮肤像碳一样黑，嘴唇厚厚的，还发点紫，就像两个烤肠粘在嘴上，而且嘴里还有两个兔子牙，不笑的时候没事，只要一笑，两个兔子牙就会露出一点。他家住在十字型主路的道边，一楼。
小白，原名赵克明，他是我们这里最白的，所以我们都叫他“小白”，由于我们整天都这么叫他，甚至一直到他结婚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。小白眼睛小小的，嘴唇比张亮还厚，反应也比较迟钝，小白和我还有王宏坤初中都是一个班的。他家住在我家对面楼，我4楼，他5楼，我经常早上起来站在窗边，边穿裤子边看他吃饭。
许一楠，这几个哥们里唯一的女性，170的个子，圆圆脸，不胖也不瘦，长的并不漂亮 ，但性格豪爽，从不计较，是班级里的大姐大，也是王宏坤的女友，我们都叫他老许。住6楼，顶楼，在王宏坤家斜对面。
5
技校的第二年我们整个年级从三楼搬到了顶楼，四楼。我们这一届共8个班，6个数控班401-406,1个钳工班301，还有1个电工班302。除301和302还在三楼外，其他六个数控班都从三楼搬到四楼。由于教学楼的中间是楼梯，四楼的6个数控班分成东边三个班401-403和西边三个班，404-406.我的班级是401数控一班，在最东头，朝南，也就是朝操场那边，旁边是402，对面是403。
这两年我们几个人整天的追逐与颓废中的快乐，陶醉在寂寞的美丽。这让我的每一天都过的很充实，每一天都过的很精彩，可是，眼看着就要毕业了，我已经单身18年了，这对一个18岁，正在青春期，并且精力旺盛的少年来说，是残酷的，是虐待，是煎熬！在有些个夜晚，我觉得自己是一座从地球诞生到现在都没有喷发过的活火山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跪在床上祈祷着，盼望着，解救我，拯救我，的那一位女侠快来吧！快快一剑把那山尖劈开，好让那熔岩无尽的喷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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