廖承志等后来到达陕北后，立即被周恩来释放。在周的安排下，廖到香港华侨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。他说：“那就不能不感谢弼时同志在那时候对张国焘严肃地表示了的态度。”
7月2日，在荒凉的甘孜草原上，红二、四方面军召开庆祝会师的大会。任弼时代表红二方面军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：目前形势很好，中央已经到了陕北，根据地有了发展，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。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，提出了争取东北军、西北军的问题，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。张国焘迫于形势，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。
陈云后来评价说：“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、四方面军之分裂，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”，“肯定的（对张国焘）说，采取分裂的行动，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，是错误的，并且坚持重新会合，统一党与红军。他与许多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，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，以诚恳和平的态度，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，立即同意他的意见。所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的会合，正是在悲痛以后，重见自己的弟兄，那种亲热的态度，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。”
任弼时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，与朱德、刘伯承、贺龙、徐向前等同志共同努力，对促进张国焘同意红二、四方面军共同北上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三大主力红军会师
红二、四方面军的会合，推动和促进了张国焘北上。会合之前，张国焘虽已向中央表示6月底出动北上，但他的意图不是和党中央会合，而是向夏河、洮州（临潭）西北行动，企图到青海、甘肃、新疆等边缘地区独树一帜。因此，6月19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并转任弼时，指出，“关于二、四方面军的部署，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”，因为甘南敌人兵力较弱，特别是广东的陈济棠、广西的李宗仁反蒋抗日的事变发生后，蒋抽调胡宗南部南下向广西用兵，连空军也大部调去，松潘、甘南一带兵力空虚，仅剩王均、毛炳文、鲁大昌等部，对红二、四方面军出甘南非常有利。如果出动到靠近青海的夏洮地区，马步芳各部将与甘南王、毛、鲁等部集结于一个狭小地区，红军行动将非常困难。在朱德和徐向前的促使下，6月28日，动摇状态中的张国焘发布了《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》。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等到甘孜后，大家一致主张按中央指示的方向北上，张处境孤立，终于同意北上了。这时，红二、四方面军分作3路先后出动：7月2日，徐向前的中路纵队率先离开炉霍向毛儿盖前进；3日，朱德、张国焘、任弼时率左路纵队从甘孜出动向包座、班佑前进；10日，董振堂率右路纵队从绥靖、崇化地区出动向毛儿盖、包座前进。红二方面军由贺龙、关向应等率领马不停蹄地沿左路纵队的进军路线跟进。
这次北进，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来说，困难自然很大。朱德十分清楚这一点。他经过葛曲河时，见红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、羊，便对大家讲：同志们，谁都知道，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。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，那就更苦了，沿路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，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。所以，总指挥部决定，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，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，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，全给红二方面军留下。他把自己驮帐篷、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兵站，嘱咐兵站负责人说：“记住，告诉部队负责同志，牛皮、羊皮和肠、肚都不能丢掉。要珍惜每一块牛皮，不能浪费。这关系到四方面军后卫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啊！”
在过草地时，任弼时分别和徐向前、傅钟、李卓然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交谈，大家对目前形势和中央的策略路线认识趋于一致。徐向前说：“大敌当前，团结为重，张国焘另立中央，很不应该，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！但是我说话他不听，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。现在取消了‘中央’对团结有利。北进期间，最好不谈往事，免得引起新的争端。”
7月10日，为了进一步促进党内的团结，任弼时致电林育英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博古、邓发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：
“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。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，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，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、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，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”；“这次二、四方面军向川、甘边北进，一方面军亦向甘南配合接应，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。我已取得特立、玉阶（特立即张国焘，玉阶即朱德——本书作者注）两同志之同意，向（向即徐向前——本书作者注）兄等有以下建议：（一）在一、二、四方面军靠拢时，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，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，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，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。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‘围剿’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任务，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。（二）万一对粉碎‘围剿’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，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”。电中还向中央报告，两军会合后“部队战斗情绪极高”，对“党内争论问题尚未讨论”，但是“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”。对任弼时的建议，中共中央极为重视，2天以后，张闻天电复任弼时并告红四方面军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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