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外，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还常常深入部队，调查部队的情绪和想法，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，同普通战士谈心，做思想工作。毛泽东的这些行为，引起高高在上、脱离群众的李德的强烈不满。正如他在《中国纪事》中写道：毛泽东“不顾行军的纪律，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，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，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。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，使它逐渐分裂”。
此话说得一点不假，正是由于战争实践的教育和毛泽东的启发说服工作，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首先觉醒，增强了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，这就为行军方向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。
“三人集团”向最高“三人团”发出挑战
长征前夕及长征后一段时间里，中共领导层中的最高“三人团”是权力顶峰的象征，却不是最高权威的象征。
毛泽东、王稼祥和张闻天3人的相互靠拢，逐渐形成“中央队三人集团”。这“中央队三人集团”虽然是松散的，却向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组成的最高“三人团”发出了挑战。
对于这一点，李德在《中国纪事》中是这样回忆的：
在这几次激烈冲突以后（指广昌战役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争论——本书作者注），大家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一段时期。毛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，而在暗中却继续进行着宗派斗争。他把红军政治部主任、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争取了过去，成了他最亲密的同盟者。但是王稼祥由于伤势严重，几乎很少露面；为了抑制体内的弹片所引起的无法忍受的疼痛，他不得不定时服用鸦片。毛泽东、洛甫和王稼祥组成了宗派的政治领导——“中央三人小组”。这个宗派为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，从这时开始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斗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把其他政治局委员，特别是军队指挥员拉到了他们一边。这样，毛泽东达到了分裂中央政治局和削弱军事委员会的目的，直到1934年秋长征开始时，他认为公开登场的时候到了。
李德把毛泽东争取王稼祥、张闻天反对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斗争，诬蔑为宗派斗争，而不是原则斗争，显然是错误的，是别有用心的，而且他把“中央队三人集团”的形成时间说成在长征开始前也是不对的。
起先，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动性，最高“三人团”决定只带少数机关人员，并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，以便于行军作战，同时也使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人身安全有保证。洛甫没有过多的考虑，便同意了。可毛泽东表示了不同意见。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行走，可以相互沟通思想，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，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一些同志，争取同情者。如果分散到各军团互不照面，很难沟通，不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。所以，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去，而主张把机关集中，编成战斗单位。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。
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洛甫，洛甫觉得有道理，便找博古反映意见。
“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军团要重新斟酌。你不觉得这样做有欠慎重吗？董老、徐老、林老、谢老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，分散了谁照顾？他们都是老弱病残，怎么能跟战斗部队跑？”洛甫十分认真地说。
“你原来不是也同意分散吗？怎么又变了？”博古感到纳闷，“那怎么办？把他们留在苏区你又不同意，前几天你还为把瞿秋白、何叔衡留下大为不满呢！”
洛甫说：“不留下可以有别的办法嘛！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，便于统一照顾。”
博古紧跟着问道：“你的意见呢？”
洛甫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就是因为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，所以才来向你反映的。毛泽东是政府主席，‘三人团’应该尊重他的意见。”
博古无可奈何，挥了挥手说：“好吧，我跟李德、恩来商量后，立即把决定告诉你。”
最高“三人团”商量的结果，采纳了毛泽东、洛甫的建议，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集中行军。
还是项英多了一个心眼，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提醒说：
“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响。”
博古犹豫地说：“我们把他放在中央纵队，跟董必武、谢觉哉、徐特立他们在一起，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毛泽东不直接接触部队。”
项英仍是不放心：“那么，洛甫呢？王稼祥呢？他们靠得住吗？”
博古肯定地说：“洛甫同志是莫斯科来的，稼祥同志也是，可能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，但不致于离大谱，何况洛甫跟军队没有任何关系，稼祥伤势很重，能完成每天的行军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李德也同样自信地说：“毛泽东跟中革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触的机会，更何况在大军西进的连天炮火中，行军、打仗、宿营，连饭都吃不好，觉也睡不香，能有多少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？”
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。长征途中，毛泽东、洛甫、王稼祥不仅行军走在一起，而且宿营住在一起，一有时间，有机会，有条件，他们就互相交谈、讨论问题。毛泽东、王稼祥可以在担架上聊天，洛甫虽然骑着马，也可放慢速度加入谈话。没有战事的时候，他们还可以白天养足精神，晚上躺在被窝里彻夜长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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